“叛逆少年”宁愿住桥洞也不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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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浦，有三个少年因为对“无盼头”的现实生活不甘心，决定离开家庭，宁愿捡破床垫、破锅居住在桥洞中，平日以偷盗铁块、香肠、水果等度日。

这三个少年都是 “民工二代”，即外地来沪务工人员同住子女。他们中的不少人读至初中甚至小学即辍学，又没有正当工作，喜欢上海却很难融入，想回老家也困难重重。青浦区检察院在办理此案时，调研形成了《青浦地区随迁子女涉罪情况调查报告》，呼吁人们关注“民二代”群体。

案件分析

“叛逆少年”宁愿住桥洞也不回家

从2011年冬天开始，17岁的张乐勤、15岁的任晓萌和年仅10岁的贾良宾三个少年就瞒着父母，带着自己渴望“摆脱现实”的憧憬，义无反顾地住进位于朱家角古镇附近的一个桥洞里，一住就是半年，经历了从严寒到酷暑。

“冬天的西北风吹得我冷死了。夏天因为桥洞临河，全是蚊子，不仅被咬，‘嗡嗡’声吵得你睡不着。即便这样，我也不愿意回去。”15岁的任晓萌这样对记者说。

10月23日，记者跟随青浦区检察院检察官，来到这个桥洞进行实地查看。记者看到在桥的两侧护栏上晒着两条被子，桥洞里虽然很脏乱，但仍有三个“叛逆少年”住在里面的痕迹。

桥洞内有一个废旧的“席梦思”床垫，床垫上有一块厚厚的已经板结的油漆，桥洞一侧还有一捆用黑色垃圾袋包裹的稻草，以及几条薄薄的毯子和几个蛇皮袋。在洞口处一个简易炉灶上，还放着一个黑漆漆的锅。如果不是这个锅和床垫上尚未来得及清理的方便面酱料包，很难想象这个“半露天”的桥洞里曾经有人住。

在这个桥洞里，三个“叛逆少年”有独特的经历。住在这里的确够“叛逆”，但怎么解决生活来源问题？他们选择了偷盗。

手机、水果、铁块、香肠……只要能吃或能变卖，他们基本“来者不拒”。他们钻进农家大院，偷了人家晒着的四五十根腊肠，从一开始吃得喷喷香到最后“闻到味道就想吐”；他们合力偷一个铁质模具，到废品收购站卖了200元钱；他们也偷手机，不过手机被他们当废品卖，一个手机只卖5元钱。

“那也是钱。手机本身对我们来说没什么用处。”张乐勤说。

究竟是怎样的生活经历，让这三个青少年宁愿忍受如此折磨，住在桥洞里也不愿回家？

任晓萌：最多时一个月开销近两千元

15岁的任晓萌在家排行老二，有一个比他大6岁的哥哥。因为违反计划生育，任晓萌的出生让他父母被罚了7000元钱。和他在老家生活的哥哥不一样，任晓萌从4岁起就被父母带到上海，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宠爱。

如今，任晓萌和父母一起租住在朱家角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内，屋子不到20平方米，低矮狭窄，每个月租金180元钱。家里的锅盆碗放在一个小桌子上，皱褶的衣服随意散落在床上，屋里堆放的杂物和家什把房间挤得满满的。任晓萌的父亲是个木匠，平时在工地上给包工头打短工，工资日结；他母亲在朱家角给人包粽子，一家人生活拮据，常连房租都付不起。即便如此，父母对于任晓萌的要求也尽量满足：要零花钱，就一百元、两百元地给；要买名牌衣服，咬牙花几百元也要买；要买摩托车，二话不说也就花几千元买了。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任晓萌对“劳动苦、赚钱难”没多少概念，最多时一个月花掉近两千元。

任晓萌父母对他的宠爱是有原因的：由于缺乏父母关爱，任晓萌的哥哥过早踏入社会，最后在“狐朋狗友”的带领下去偷东西，被判了三年有期徒刑。为了不让小儿子走这条路，任晓萌父母对他几乎百依百顺。然而，父母还是发现了任晓萌的不对劲。“渐渐的，我发现孩子不听话了。有一次，晓萌放学后7点多才回家。我问为什么这么晚回家？他竟然不回答我。我气死了，甩手就给了他一巴掌。”任爸爸回忆道，“可打完我就后悔了。小家伙很倔强，跑出去了，当天晚上竟没有回家。”

自此，任晓萌逐渐变得毫无约束，网吧、游戏厅、桌球室到处都留下他的身影，发展到最后彻夜不归。后来任爸爸才知道，任晓萌那时候和几个要好的朋友在桥洞底下已经有了个简易的“小窝”。任晓萌在网吧玩电子游戏的时候认识了张乐勤、贾良宾，由于三人都对生活不满，很快就成了“铁杆哥们”，最终走上歧途。由于未满16周岁，任晓萌最终被送到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青浦区工作站进行观护帮教。

张乐勤：想在上海打工赚钱回老家花

1995年出生的张乐勤出生后没多久，父亲便因病去世，他3岁时母亲带着他改嫁，他成为家中独子。四处打工的张乐勤父母希望他能好好读书，将来成才。然而他却让他父母失望了，读到高二便辍学。辍学后，他舅舅让他到自己在苏州开的厂里去上班，但张乐勤在苏州呆了一年就不干了。“我不想寄人篱下，那样感觉自己很窝囊。”

为了向爸妈和舅舅证明自己的能力，2011年7月，张乐勤毅然决然来到上海打工。然而，没有学历、没有手艺的张乐勤很快发现，世界并没他想象的那么好闯，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比他想象要大得多。刚开始，他在上海一家体育用品公司找到一份工作，但他却嫌工资太低、流水线工作太枯燥，三个月后就辞职了。他也想过去工地上找活干，但从小没吃过苦的他对那种工作望而却步。工作不顺、生活无着的张乐勤迷上网络游戏，去黑网吧上网的次数一多，就结识了同样经常来上网的任晓萌、贾良宾。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张乐勤对于“打工赚钱”这件事非常向往。“相比老家，我更喜欢上海，这里机会多，可以打工赚钱。后来之所以住在桥洞，是因为当时我和我同样在打工的爸爸说，要赚到钱才回家，可在外面转了一年多也没赚到钱，我没脸见他。我本来的想法是在上海打工赚钱，然后回老家去花。这里的房价太高，房子都租不起。”张乐勤神色黯然地对记者说。

承办该案的青浦区检察院检察官告诉记者，尽管张乐勤已经17岁，但“感觉他仍是个孩子，心智发育还没达到一个成年人应有的程度，这次犯罪的原因更多是因为过早踏上社会而误入歧途。”此案中，张乐勤最终被判有期徒刑六个月。“在里面磨磨性子未必是坏事，等出去就知道外面世界多美好。希望自己出去之后能踏踏实实过日子。”张乐勤说。

贾良宾：妈妈不是打就是骂不想被她管

年仅10岁的贾良宾非常瘦小，身上穿的衬衫空荡荡。为了能过上更好的生活，两年前离异的母亲带着他来上海谋生。他母亲在青浦一家工厂上班，一天三班倒，天天为了维持生计忙得晕头转向，就把贾良宾托给在酒店做服务生的亲姐姐照看，而姐姐有时候也忙得疏于照顾。渐渐的，贾良宾也迷上了网吧，认识了张乐勤和任晓萌，走上了犯罪道路。

由于贾良宾身材瘦小，他就在这个“小团伙”里担负起了“钻窗入室”进行偷盗的具体工作，张、任二人则负责望风。他们三个第一次作案，就偷了一个手机，后来年龄相对较大的张乐勤把手机拿到路边的流动废品站卖5元钱，三人买了包烟分着抽掉了。虽然险些被失主逮到，但这种经历让三人觉得“非常过瘾”，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水果、铁块、腊肠都是他们的偷盗对象。

检察官告诉记者，案发后，贾良宾怎么都不同意妈妈来检察院。“不为什么，就是不想让妈妈知道我偷东西的事情。我也不想让她管我。我妈妈从来都不好好和我说话，如果我犯了什么错误，她不是打就是骂，让我怎么和她沟通……”贾良宾一着急，说话声调都提高了不少。当贾良宾母亲知道孩子的想法后，眼泪禁不住往下掉：“我只想着打是亲骂是爱，对他严格一点就是好的，从没好好听听他内心的真实想法。”

经过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工作人员的教育后，没过一个星期，母亲就带着贾良宾回到甘肃老家。“孩子是在上海学坏的，我想让他远离那些不良的环境，重新开始。”贾良宾的母亲说。

社会观察

农民工子女涉及罪名集中于“两抢一盗”

到底是什么原因让这些“农民工二代”走上了犯罪道路？青浦区检察院选取2009年至2011年青浦区检察院受理的所有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例，进行了统计研究。调研显示，2009年至2011年，青浦区检察院未检科共计受理未成年人犯罪案件253件，涉罪未成年犯罪嫌疑人343人。其中，非本地户籍293人，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85.4%；非本地户籍中208人系随迁子女，占涉罪未成年人总数的60.6%。农民工子女由于文化程度低，容易冲动，遇到问题不能正确解决，动辄施之暴力，为一些口角之争或小摩擦就采取暴力手段大打出手，涉及罪名大都集中在“两抢一盗”（抢劫、抢夺、盗窃）、聚众斗殴罪、寻衅滋事罪，给社会造成严重危害，其中“两抢一盗”占66.35%。

据统计，近年来农民工子女团伙作案形式居多，共同犯罪比例较高，农民工子女结伙作案、共同犯罪的人数占农民工子女犯罪人数的64.4%，特别是与成年人共同实施犯罪案件较多，社会危害严重。此外，农民工子女罪犯的流动性大，无户籍、无固定居住地，75%以上的人未办理暂住手续，有关部门对他们难以控制。

困局解读

缺乏管理“民二代”的专门机构

与父辈相比，“民二代”少了与农村的血脉联系以及对农村作为归宿的认同，多了对融入城市的渴求。放眼经济较发达地区，我们随处可以看到农民工忙碌而又疲倦的身影。但由于一些客观因素，他们在教育、就业、医疗、保险等许多方面与城市居民并不对等。一旦自身权益受到侵害但无法得到有效的保障时，农民工二代的心理就容易失衡。

现阶段尚缺乏管理“民二代”的专门机构，大部分地方流动人口没有档案，没有被纳入社区或街道管理。房屋租赁市场混乱，就业等相关资料缺失，使得这个群体从社会综合治理的角度没得到有效控制，这使得“民二代”缺乏归属感。

对策：完善政策制度和社会保障机制。“民二代”犯罪问题已受到政府高度重视，青浦区委、区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高度重视农民工第二代接受教育等各项权益，积极实施多方面的举措满足区域内农民工第二代的需求。政府不断加大教育投入，扩大办学规模，积极吸纳农民工二代子女进入公办学校就读。同时，政府部门应进一步规范房屋中介市场，加大对黑网吧的打击力度。在外来人口密集区要设立良好的公共设施，提高外来人口生活质量，用切实有效的举措改善外来务工人员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缺乏良好的学校教育、家庭教育

检察官告诉记者，由于受教育程度较低，“民二代”的犯罪方法一般比较简单，很少有高智商、高技术的犯罪。犯罪多为临时起意，往往带有突发性和情绪宣泄性的特点，有很大的随意性。调查显示，涉罪“民二代”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以初中、小学为主。

农民工二代就读的学校基本上都位于城郊或农村地区，教育水平较低、师资力量不足、基础设施建设不齐全、学校环境较差等等问题是经常存在的。由于不在当地参加中高考，民工子女的学习成绩与学校教育质量不存在紧密关系，部分学校消极、被动地应付他们的学习，这在一定程度上放松了对民工子女的教育管理，也人为地损伤了他们的自尊心。

家庭方面，“民二代”的父母大多自身文化水平有限，每天早出晚归，无暇关心孩子。有的认为“棍棒底下出孝子”，对子女的一些不良行为采取粗暴的打骂方式，增加孩子的逆反心理。此外，部分外来打工人员的家庭结构不完整，使得他们的子女常常难以感受到来自家庭、来自父母的温暖，容易造成孤僻、冷漠、自卑等不良性格特点。

对策：政府有关部门可通过开展各类形式的法制宣传活动，培养外来务工人员的法制意识，通过父母一辈健康的思想、正确的品行，潜移默化地引导农民工二代树立起坚守道德法律底线的理念。从学校层面来看，对农民工二代辍学早、辍学多的现状，可适当放低外来人员的入学门槛，进一步全面落实九年制义务教育的免费政策，提高农民工二代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比例。在学校中倡导综合素质全面发展，培养学生学习兴趣，避免学生产生厌学之风。同时，对于生活和学习上有困难的民工子女应给予及时帮助，对纪律涣散、学风较差的，学校实行全程跟踪引导，发现问题及早解决。

“小群体意识”引发“亚犯罪”

有专家认为，大部分未成年人的不良行为并不属于犯罪范畴，多数只是处于犯罪边缘或具有犯罪倾向，也就是所谓的“亚犯罪”。如果对进入亚犯罪状态的少年进行有效的教育和疏导，就会遏制大量少年犯罪现象的产生。然而现实情况是，有很大一部分犯错的未成年人并没有受到有效的教育，或者说根本不愿意改正。“亚犯罪”如得不到妥善处理，很可能发展成犯罪。

调查发现，“小群体意识”是“亚犯罪”现象的重要原因。农民工第二代具有较强的小群体意识，相同的境遇与类似的生活故事，使他们对自己身份的一致性产生认同。这种群体意识形成一种向心力，使他们的交往、沟通更多地局限于同乡之间，从中寻找精神的归属、依托和认同感。浓厚的“乡党”意识和团伙意识，是青少年犯罪的重要促因。小团伙中的权威人物在沾染上不良习气后，会迅速地将其传染给他人，形成连锁反应。在此情况下，他们很容易达成“共识”和默契，共同犯罪。

对策：增强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感。城市人还是农村人？这个问题困扰着大多数“民二代”。有专家认为，在“既不能融入城市，又不能回到老家”的情况下，“民二代”会意识到自己的边缘化，“抱团”产生“破罐破摔”的心理。一些学者和机构建议，农民工二代作为城市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切实加强其精神文化建设，努力满足其精神文化需求，可以举办群众文化活动，让农二代能用上图书馆、运动场、多功能室等活动设施，积极开展音乐舞蹈、书法美术、摄影、健身等培训，充实农民工二代的业余文化生活，以此增加“民二代”对城市的文化认同感。

专家说法

多方共管改善“民二代”处境

上海市阳光社区青少年事务中心青浦区工作站站长王洪表示，由于收入较低，农民工家庭一般不会在孩子的课外教育上专门投入资金，甚至，这些家长让孩子进学校读书也只是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不是为了孩子有更好的发展。民二代子女的课外生活十分单调，很容易和社会上的闲散人员“混”到一起。

“有个有意思的现象。本市能够提供给农二代子女九年制义务教育，初中毕业后，成绩优秀的孩子会返乡读高中，再考入大学；没有升学希望的孩子反而会留在上海，也没有了继续接受教育的机会。这和我们留住优秀人才的愿望恰好相反。”王洪告诉记者，他希望能够进一步开放“三校”招生，最起码让这些孩子学得一技之长，有在社会上立足的能力。“这些孩子在教育上有断层，也不如父辈能吃苦。他们难以融入城市也不愿意回到农村，如果生存的本领再不强，就很容易对社会造成危害。”

王洪告诉记者，社工站一方面会根据民二代子女的需求，进行一些防火防电防溺水知识的宣传，因为他们大多居住在城乡结合部，居住条件很艰苦，隐患也比较多。另一方面，社工站会和派出所联动与学校进行对接，开展“模拟法庭”等形式多样的普法宣传。“改变一个孩子，最重要的是改变他所处的环境，包括家庭和社会环境。孩子发生改变，不是我们把他教育好了，是他自身内心深处有了某个触动，比如发现父母也很辛苦，比如发现自己给家庭、给周围的人带来了很多困扰。社工起的是引导作用，我们曾经带一些孩子去敬老院看望老人，当这些老人对他们不停说‘谢谢’的时候，可以看出孩子们很感动，他们发现了自身的价值，感受到了社会对他们的尊重。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家长、学校的配合和监督也至关重要。”王洪说。